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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報業鼻祖張季鸞

                發布時間:2018-01-26 11:33:03   來源:未知   編輯:admin  瀏覽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張熾章(1888~1941),中國新聞家,政論家,名熾章,字季鸞。祖籍陜西榆林,1888年3月20日生於山東鄒平。近代中國最富自由獨立色彩的報紙《大公報》首任總編輯和主筆,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。 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在他主持筆政期間,1941年5月15日,《大公報》榮獲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獎,這是當時國際新聞界極富聲譽的獎項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,並創刊《夏聲》雜誌,1911年歸國,任《民立報》編輯。1912年元旦,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總統,成立了中華民國。因其文名,經於右任推薦,張季鸞任孫先生秘書。曾為中山先生起草《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》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張季鸞先生處世頗有棱角,仗義直言,以致曾兩度入獄。袁世凱任大總統時,他對於宋教仁被刺殺案,秉筆直言,遭到無理逮捕,囚禁三個月之久。袁世凱死後,他出任《中華新報》總編輯,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與日本訂立滿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,致他再陷囹圄,後經█各方營救獲釋。一介書生,兩度落難,兩次獲救,大落大起,預示了其一生的坎坷與輝煌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張季鸞染有中國文人的文風余韻,又有現代學人的廣播知識,像梁仁公一樣,筆起波瀾,引領風潮,掀一時之氣象,成輿論之重鎮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四不主義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1926年9月1日,張李鸞與胡政之、吳鼎昌(吳出資5萬元使報紙經濟獨立)合作接手《大公報》,這是其一生的轉折點。張季鸞在主持《大公報》筆政後,先聲奪人,提出著名的“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”四不主義辦報方針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論及“不黨” ,他說  不黨雲者,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,一切無聯帶關系已耳。惟不黨非中立之意,亦非敵視黨系之謂,今者上崩瓦解,國且不國,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?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,吾人既不黨,故原則上等視各黨,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,此外無成見,無背景。凡其行為利於國者,吾人擁護之;其害國者,糾彈之。勉附清議之末,以彰是非之公,區區之願,在於是矣”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論及“不賣”,他說“欲言論獨立,貴經濟自存,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。換言之,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,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。是以吾人之言論,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,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”。

                論及“不私”,他說“本社同人,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,並無私固。易言之,對於報紙並無私用,願向全國開放,使為公眾喉舌”。

                論及:“不盲”,他說“不盲者,非自詡其明,乃自勉之詞。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;一知半解,是謂盲信;感情沖動,不事詳求,是謂盲動;評詆激烈,昧於事實,是謂盲爭。吾人誠不明,而不願自陷於盲”。

                “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”,寥寥八字,擲地有聲。“四不主義”一旦公諸天下,就界定了《大公報》的堂堂報格,並付諸公眾明鑒,天下監督。

                這八個字,並非心血來潮,並非靈感驟湧,而是淵源有自,思有所本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為人厚遭 為文犀利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張季鸞為文坦承:“我們這幫人,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。人不隸黨,報不求人,獨立經營,久成習性。所以在天津、上海之時,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。” “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,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。其信仰是言論自由,而職業獨立。對政治,貴敢言;對新聞,貴爭快。從消極的說,是反統制,反千涉。”(1939年5月5日《大公報》香港版社評《抗戰與報》)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事實上,張季鸞的確也與▓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征性人物胡適相交相契。1933年春,張季鸞、王蕓生、胡適之在北平一小館子吃飯。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:“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,總是那麽清新。”王蕓生則品評季鸞先生,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,清新之外還有熱。以胡適之為人為文的平實理性、寬容厚道和冷靜淵博,以張季鸞為人為文的理路清晰、見解獨到和熱情洋溢來看,上述品評,絕非文入之間的互相吹捧,而是知人論世,一語中的。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的:“深文孰能忘其厚,久交孰能忘其舊;我何與君兩忘之?日見百面如新覯!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1941年5月15日,《大公報》獲得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。張季鸞先生在《本社同人的聲明》中說:“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,下是實業機關。這一點。可以說中國落後,但也可以說是特長……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,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,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。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應當註意他所指的《大公報》,“文人論政”的特點。即,《大公報》雖然具有國際媒體通行的商業經營的性質,但同時,它還擁有中國文人論政的深厚傳統。所謂“文人論政”,就是“鐵肩擔道義,妙手著文章”,就是蘊含深重的倫理道德,即“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尋之責任”。這是從中國土大夫,“先天下之憂而憂”的習性中傳承下來的道統,這就使《大公報》獲得了一種在中國征服人心的力量,從而在形形色色的商業報刊中脫穎而出,臻於化境,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就張季鸞自己的為文風格而言,他是“以鋒利之筆,寫忠厚之文;以鈍拙之筆,寫尖銳之文”,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,也是其為文的基本宗旨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有鑒於此,他的政論,不偏激褊狹,下任性使氣,其論事析理,穩健明達,不溫不火,如沐清風,如坎濃茶,娓娓道來,入木三分。他不靠筆走偏鋒、嘩眾取寵來奪入耳目。而是以分析的透辟,說理的犀利名世。他有一個永遠清新的頭腦,活潑綿密而又提綱挈領的思路,更有高人一籌的見解;而一流的學識經驗與文字技巧,使他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至沓來的新聞事件,能夠迅即作出反應,幫助公眾了解事件背景,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.甚至能在紛紜繁復的難局中,預測事件進展,指明一線出路。有時,他也不惜違逆眾意,壁立萬仞,只爭一線,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。當時有人評論說,張季鸞為文如昌黎(韓愈),如新會(粱啟超),無僻典,無奧義,以理勝,以誠勝,故感人深而影響遠。這種風格,播灑於萬千社評之內,如春風化雨,潤物細無聲,有助於造就社會上健全的判斷力,有益於公眾非情緒化的理性思維能力,有助於邁向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張氏三罵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。但是,他的厚道,並非鄉願,並非無原則捧場。當為了公義,他認為必須批評時,他的筆鋒又是很銳利的。如他曾撰寫過三篇被人們稱之為“三罵”的社評,曾經腔炙人口,風行中國。一罵吳佩孚,1926年12月4日的《大公報》社評《跌霸》,文中說:“吳氏之為人,一言以蔽之,曰有氣力而無知識,今則並力無之,但有氣耳。”酣暢淋漓,一語中的。二罵汪精衛,是1927年11月4日的《嗚呼領袖之罪惡》,指斥汪精衛“特以‘好為人上’之故,可以舉國家利益,地方治安,人民生命財產,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。”三罵蔣介石,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《蔣介石之人生觀》社評,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“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,一切皆無意味”,並“確信自今日結婚後,革命工作必有進步”的說法,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“蔣氏人生觀之謬誤”,“夫何謂革命?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。命且不惜,何論婦人?” “兵士殉生,將帥談愛;人生不平,至此而極”。社評責問,以蔣氏的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,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,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,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,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?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 張季鸞罵吳、罵汪、罵蔣之時,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戀度和立場。他是無欲則剛,獨立不羈。惟因如此,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一氣度,在張季鸞後半生一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。事實上,也正因其超然姿態。以致《大公報》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。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、起居室、衛生間各放置一份;而毛澤東說,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《大公報》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 張季鸞一生的文章議論,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歷史。而當年的《大公報》,則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。


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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